在中国，发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点风险的。但之所以还要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良心，老百姓也需要看到真相。希望后来的年轻人看完这篇文字之后还能热爱医学，既不会垂头丧气，也不至于期望过高。
因为现下真实的中国医学界，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的医学院校在高校排行榜里历来都属于二流及以下。虽然近些年来合并之风盛行，很多医学院校也都挂上了一流大学的牌子，但是不能否认，真正一流的院校不是它们，它们也根本收不到一流的学生。
据统计显示：1979年到2017年间，高考状元们选择最多的专业是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紧随其后的是电子信息工程和法学，医学专业则排在15名以外。
也就是说，你要像国外同行一样地读万卷书，一样地承担压力冒风险，一样的忙得累得像狗，一样被带上许多光环……但你却拿不到相应的高薪酬。
对这个现象，往崇高一点说，可以认为我们的国家在现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超过了对百姓健康的关注；往世俗一点说，就是在中国学医不挣钱---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分配体系并没有把老百姓的健康摆在第一位。
这样做的后果很糟糕，因为当这种一流的健康需求与二流的薪酬标准发生碰撞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这不仅是医生蜕变的背后推手，也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这是医学生们在入学宣誓后的第一课。
大学毕业，初入江湖，年轻的医生们此时医术最差，但医德最好。
在刚入医院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会经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次蜕变：他们会认识到医院里有很多“大人物”的话是必须要听的；要想晋级，不仅要有医术、有学术、还得有点关系；医院里有不少医术不咋地人品也不咋地的人其实也混得挺好的；并不是所有你认为对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哪怕是出于很崇高的目的……
简单地说，就是要变得世俗。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打击的是那些“愚顽不化”的愤青。他们要么改行、要么考学离开、要么就是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大部分人会选择低头适应这个蜕变。他们会选择按照要求来重新塑造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对医院、对科室有用的人。
请注意，这个变化虽然看起来很平常---可能许多单位也都是这样，但对病人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至少在现阶段，科室与医院的利益与病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的原因就不解释了。你懂的。
大概在毕业后8~10年，他们会遇到第二次蜕变：如何挣钱。
这时他们在专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临床能力，不仅多数都已经做了主治医生，进步比较快的可能已经来到了高级职称的行列。由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身担治病救人的重任而待遇又不高，所以当生活的压力逐渐加大时，灰色收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了。
医生们挣外快的办法有很多，但对“黑钱”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4类：1、有选择地收受；2、来者不拒；3、主动索要；4、主动索要，不给就刁难人。
有人说医疗的腐败是缘于道德败坏，其实这是一种污蔑或者说是推卸责任的托辞。医疗界里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地出现腐败跟素质没有太大关系。比如旧时候的逼良为娼，你能说主要责任是那些良家女子的意志品质不够坚强吗？
可以负责任地说，只要待遇提不上去，医疗反腐就肯定得“一直在路上”。
关于一个医生到底应该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在国外医疗市场里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现在国内基本事实是，即便把医生的所有收入加起来（包括灰色收入），比国外的同行也还是要低很多。
当然，不管怎么委屈，灰色收入总是上不得台面的。其实医生们在拿钱之后的心理也会很复杂：既有取得了价值补偿的满足，也有吃人嘴短的尴尬，但绝对不会有真正高薪能带来的存在感和自豪感。
媒体上经常见到有人批评说灰色收入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其实不仅如此，它更大的恶果是会毁掉很多医生。因为阳光收入不管有多高（比如国外），总会有个额度并且可以监管，而对灰色收入的追求是可以没有底线的。
当一个医生开始索要红包、尤其是开始向患者索要红包的时候，这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就基本上完了。因为医生的职责是面对生命，这个“讲良心”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你可以接受感谢，但决不可以唯利是图。
同时，这个阶段的蜕变缓慢而隐秘，并且非常残酷。常听人说“做人要有底线”，其实绝大多数的底线，都跟钱有关。
进入到中高阶层之后，中国的医生将会出现最后一次分化，这个分化会决定他们日后成为哪种类型的医生：技术型、学术型、或者两者兼顾。
技术型或者兼顾型的医生都是会看病的，只是水平有高低，而学术型的医生基本上不怎么会看病，只是挂了个医生的名字而已。
真正的好医生首先都是技术型的，然后会搞些学术，但不会太“强”。
张孝骞教授的大名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他是迄今为止的内科界第一人，号称“大内第一高手”。张教授身为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一生著述不多，但却不影响他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创造的医疗神话之多、流传之广，至今仍无人企及。
李时珍大家就更熟悉了，他是中医界的泰斗之一，但穷其一生也就写了一本《本草纲目》。如果放到今天，怕是想进个副主任医师都难。
导致这种现状的根源依然是体制。中国医生的晋级以及扬名立万凭的首先不是医术，而是学术成果。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常常会有名气很大的医生、甚至有的医生已经做了院士，但依然不会看病。
屠呦呦教授和袁隆平教授是这种体制下最经典的反面例子。他们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很能干也很实干，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论文成果太少，所以总也成不了“学术大家”。
出现这种“以学术论英雄”的体制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层面的社会因素。评价医生最好的指标无疑是医术和医德，但这些东西比较抽象，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评价---而在中国，只要是用人来主观评价的事情就常常没个准儿，所以，学术成果就以其“客观”和“容易评价”的特点逐渐成为了择优的标准。
只是当这学术的大刀抡砍下去的时候，不仅会砍出许多以搞科研见长的“南郭医生”，更会伤及无数医术精湛的“张孝骞”和“李时珍”。
好在这种分化方式只是现在很盛行，在国外没有，在中国的古代也没有，估计将来也不会再有！
经历了上述这一系列的蜕变之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国式医生才最终出炉。
他们被练得医术精湛、精明睿智、而又长袖善舞。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面的Rick：会赚钱，白道黑道都交往，但是不该拿的钱绝对不拿；有正义感，会帮助别人，但绝不会滥施善心。
他们既能治病，又会编文章，不怕捧杀，也不怕打骂。如同炼丹炉里活下来的孙猴子，非但没有变得温顺，反倒性格更硬，脾气更臭。只是“成熟”起来的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快意恩仇，即便肚子里有再多的乾坤，呈现出来的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冷脸。
有点遗憾的是，这种炼狱式的蜕变虽然会产生许多“次品”，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筛选---反倒有点像窑变---不管最终烧出来的器物是窑病还是窑宝，都一样地会涌入江湖，四处流转。
至于到底是谁倒霉，谁走运，就全凭天命了。
来源：医林百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