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的主题为脊柱骨折,我们将从临床与外科手术两方面探讨如何处理和应对脊柱骨折。内容由脊柱手术方面最资深的骨科医生之一Leo Massari教授提供。
椎体压缩骨折有以下特点:
已经发生过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患者,再次发生骨折常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患者会卧床休息或者服用一些镇痛药物,但是骨折却加重了,这就是所谓的“骨折级联效应”。
这与髋部骨折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对于髋部骨折,每一例患者都能得到诊断和治疗,不管是采用关节置换术还是内固定术。但在椎体骨折中却有所不同,并非所有椎体骨折都能够得到诊断和治疗。还有一种重要问题如下:
所以说在发生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骨折后,新发骨折的风险将急剧增加。下图展示了脊柱矢状面形态的典型变化,随着年龄的增加,脊柱进行性后凸,矢状位曲度进行性丢失并伴随一系列问题。
下面我们谈谈脊柱骨折的分型,一套设计良好,可重复性高的骨折分型体系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最常用的椎体压缩骨折分型是由Genant及其同事创立的,这一分型体系考虑了三种骨折类型,每一型又可分为三级,如下图:
Genant分型体系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并且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可能过于简单。所以我们使用较多的是AO分型或Magerl分型,同样将椎体骨折分为三型,如下图:
我们知道B型C型椎体骨折非常不稳定且治疗难度大,但鉴于椎体压缩骨折属于压缩损伤,我们只需要考虑A型,也就是所谓的压缩型骨折。
A型骨折也可以分为A1、A2、A3三个亚型,A1亚型与Genant分型中的楔形骨折相似。A2亚型与双凹骨折相似,这一亚型中,临近的椎间盘被嵌入椎体内部。而A3亚型也被称为爆裂骨折,与Genant分型中的垂直压缩骨折相对应。
不过在查看一系列椎体压缩骨折的X线图像时,我们必须对骨折的分型考虑的十分细致、准确。
这一分型体系还包括很多其他的亚型分类。
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型体系,根据椎体不同部位的高度变化分为前部型、中部型、后部型。但这一分型过于精确,需要一张非常精确的侧位X线片,从而保证良好的可靠性并能够进行精确的测量,因此也比较难以操作。
下面聊聊椎体压缩骨折的流行病学特征,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群中会有所不同。
下图为EPOS的研究,即“欧洲骨质疏松症前瞻性研究”显示了较高的椎体压缩骨折发生率,并且与年龄和性别相关。
年龄标定的椎体骨折发生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并且在不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
下面这篇论文发表于2010年,并于近期再次发表,对比了2010年与2015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型骨折的发生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与不同的地域、性别和年龄存在相关性,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对此骨折的登记方法不同有关,因此导致了流行病学数据明显的差异。
这篇论文因此也总结道,需要在全球对椎体骨折使用统一的标准化定义,从而才能对其流行病学进行准确的评估。因此可以理解,我们需要对这一类骨折有非常精确的定义,才能更好的识别并治疗发生此类骨折的患者。
在意大利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国家有超过2300万50岁以上的人群。
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群中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且同样与性别相关。
椎体压缩骨折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腰背部疼痛。腰背部疼痛可能是患者在发生椎体骨折时最重要的表现,但并不是骨折带来的唯一的问题。
需要意识到的是,椎体骨折导致了脊柱畸形,之后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患者首次骨折后第一年内的死亡率增加23%。这一数字与我们所知的髋部骨折导致的死亡率增加的百分数相当一致,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以下为患者的病例特征。
下图为L1椎体后凸成形术后的X线,可以看到,这次的后凸成形术存在2处问题,在椎体的上下相邻椎间盘都有骨水泥渗漏,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预计T12和L2椎体相比以前多了一些轻度的力学问题。
一年后,我们就看到了问题,患者的胸腰段疼痛加剧。
在下面这张MRI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多处椎体压缩骨折,不仅仅是L5椎体还有L4椎体,进行后凸成形术的L1椎体以及T12椎体。可以发现T12椎体骨折并伴有椎体上部水肿和积液,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典型问题。
像这例患者如何治疗呢?我们需要考虑T12椎体的病变类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Kummel病,通常发生于存在严重骨质疏松和多发椎体压缩骨折的患者。
这类疾病需要通过后凸成形术或椎体成形术进行治疗,从而加固病变椎体,避免其畸形的加重,同时避免加重脊柱矢状面曲度畸形。我们最终选择了后凸成形术,并未选择更复杂的术式,因为这例患者年龄较大且治疗难度高。
最终的治疗方案是后凸成形术联合特立帕肽(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和维生素D,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是这例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案。
为什么这样治疗呢?下面这些文献的结果可以很好的说明问题。
正如我们所说,对这样的患者进行手术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知道,骨折手术的数量正逐年增加,尤其是在这张图表展示中的髋关节置换术和脊柱融合术。
脊柱融合术的数量逐年增加,我们预计将来会更多的对脊柱压缩性骨折进行治疗干预,不仅仅是压缩骨折,也希望能进行更高水平的融合手术。
手术的增加也会导致住院患者医疗费用和住院时间的增加,并且对健康状况带来一些问题。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较为特殊的病例。
下图为患者的MRI图像,可以看到L2椎体扁平并伴有该节段明显的椎管狭窄,马尾神经压迫和下肢轻瘫。
我们没有对病变椎体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对椎管压迫进行了处理,因为脊柱不稳定加重了椎管压迫,最终选择了椎体融合术。
下图就是我选择的治疗方案。我犯了同样的错误,第一个在于我只在两个相邻的椎体使用了用于骨质疏松的特殊螺钉,而不是在整个节段。
另一个在于没有给患者使用促进骨形成的药物治疗,患者在术后3个月就发生了螺钉切出,导致L4椎体压缩的因素在当月出现了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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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Massari
家庭生活:拥有漂亮的妻子,一对事业有成的儿女,儿子在迪拜工作,女儿在巴黎工作;Leo教授酷爱运动,尤其是篮球和摩托车运动。